Sunday, April 30, 2017

從台灣死刑爭議出發談民主審議的倫理

   
講者 許家馨

引言
    死刑存廢爭議這幾年在台灣受到社會極大關注,特別當有重大刑事案件發生,此議題總被重新討論檢視。今天很高興請到目前於哈佛燕京學社訪問的中研院副研究員許家馨教授,分享他這幾年參與死刑議題辯論的經驗,並藉此延伸到其他公共議題,討論如何多層次地思考問題,如何創造一個有效率的溝通環境,並與立場相反的團體進行溝通。
台灣的死刑存廢爭議
    許家馨老師說,2010 年回復執行死刑前,台灣約莫有四年停止執行死刑。2010年,時任法務部部長的王清峰因宗教因素拒絕執行死刑而辭職下台後,死刑存廢的議題開始被重視。許老師也是從2010年對這議題感興趣並開始思考。老師說,現今此議題上,正反雙方的論述有極大落差,廢死聯盟從司改聯盟分出後,經過高度發展的十年,至今已形成極完善的論述。相較之下,支持死刑的論述這十年間並沒有什麼進展,沒有完整的論述闡明為何支持保留死刑。然而這很正常,畢竟死刑長時間存於人類社會,大眾普遍視其為理所當然的存在,沒有人深思死刑是否有其必要性。
    老師強調,今天演講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說服在場觀眾支持某一方的論點,重要的是,希望以死刑爭議來討論審議民主的過程中,身為一個公民,該如何多層次地思考議題,如何與對立方有效的溝通。隨著台灣漸漸從威權統治變成民主開放的政府,政府執行任何政策時,說服反方變得越來越重要,像過往政府一紙公文即可強硬執行命令的時代已不復存。因此,正反雙方的溝通極為重要。老師期待,正反雙方縱使不能彼此說服,至少能彼此尊重,肯定合理的歧見。如此一來,政府必須強硬地執行某政策時,可以有更多的正當性。

    回到死刑爭議,在一項議題上,如果正反雙方的論述差距過大,對於取得共識或是期待辯論過程中碰撞出更好的想法近乎不可能。論述一面倒的情況下,學術界可以提供更專業與縝密的思路來協助支持死刑方闡述其論點。老師在這幾年參與論辯的過程中,也試圖去慢慢創造出一個雙方可以理性討論的空間。

從六個層次思考死刑存廢
   每個人皆可對某議題有個人好惡,但倘若想說服對立方或有效的溝通,需要對一個議題有層次地思考。老師把死刑存廢此議題分為六個層次來思考,每個問題皆會延伸出更多的問題。
一、「道德原則上是否正當?」這項政策是否符合社會的道德原則?
二、「是否違憲?」這二三十年來爭論性議題越來越有可能未來送至司法院審理,這個問題主要牽涉到憲法規範,而非道德規範,儘管二者會互相影響。
三、「是否是一個好的政策?」這個政策是否滿足立委選區選民的期待?是否對社會有好處,所需成本為何?
四、「是否有執行上的困難?」以美國為例,因種族偏見,相同客觀條件下,黑人更易遭判死刑。因此 American law institute (負責擬定重要法規給各州參考的法律團體),在1970年代曾擬定如各州政府決定要有死刑需符合的條件。但現在因種族緣故,即使條件符合、各州仍可能傾向不執行死刑。
五、「特定政治共同體是否可以執行?」民主或威權政體在執行死刑的正當性並不相同。
六、「特定政治共同體是否可以執行?」不同社會有不同的民情,美國有種族問題,日本則相對較小。台灣目前沒有相關研究,唯一與種族相關的事件是1986 年鄒族少年湯英伸因遭雇主欺壓而殺害其一家三口,最終遭槍決,此事件引起社會對於原住民遭漢族欺壓剝削的討論。

老師說,如果只願從單一層次思考,難以說服對立方,且易將對立方套入自我想像的刻板印象中。而面對任何議題,過於武斷的二分法都不能促進溝通。舉例來說,老師曾和某支持廢死的朋友討論,老師建議不要將目標訂為一步到位的廢除死刑,或可從限縮死刑的實施開始。不過那位朋友認為並無足夠的理論支持縮限死刑,而廢死議題送到大法官後有機會一步到位,所以不考慮以限縮死刑為目標與對方溝通。但老師說,當支持死刑方擁有更完善的論述,又不願接受其他可能方案時,廢除死刑會越難一步到位。此外,目前仍是民粹政治的台灣,大法官受民意影響極大,當社會大眾多數支持死刑時,期待大法官支持廢除死刑更是難上加難。相對而言,日本有一群律師和學者超越廢死與否的立場差異,合作推動改革日本死刑體制。老師說,無論何種議題,如果能多層次地思考,盟友會比想像的多,可採用的策略也會增加,更容易達成目標。

死刑思考的歷史
   在死刑爭議上,目前有幾個主要的理論。首先,功效主義主張刑罰適當與否須考慮是否能對社會多數人有利。因此,從功效主義角度來看,支持死刑方主張死刑可避免該犯人再次犯罪,並有嚇阻作用可避免其他人犯罪,對社會是有益的;而廢死方則主張死刑並無如此遏阻犯罪的效果。其次,本務論主張犯罪者須為其罪行負責而接受刑罰,刑罰是為了將正義與公平回復至犯罪前的狀態。支持死刑方主張一個人殺人的人須承擔被殺的後果,殺人的同時也放棄了自己生存的權利。因此,執行死刑即不再是奪走生命剝奪人權,是殺人者自己放棄了人權應承受的後果;相對的,廢死方主張人性尊嚴是普世價值,生命是神聖而不可侵犯,即使是殺人犯仍有人權,將犯人處決是抹殺其人性尊嚴。最後則是應報論,認為刑罰應與罪責相等,但應報與復仇不同,刑罰不可超過犯人的罪責,不可因為未來有再犯可能而加重刑罰,著重比例原則而不可小罪大罰。因此,支持死刑方主張有些罪責是非處以死刑不可的,如殺人罪。
  老師也提到,在情緒上,支持死刑方常以受害者角度出發,認為如果廢除死刑,將無法平息受害者的痛苦,廢死方則是考量犯人仍有其人權,國家無權剝奪其生命。但老師認為,太多人只因同情某方而快速跳到結論,決定支持何方論述時,過於草率地依靠情緒來判斷。老師說,為避免情緒影響自己的思考,他常思考各種極端的情形,用以檢視自己到底支持哪一方。比如說,老師會思考希特勒犯下如此殘暴的罪行,他值得死刑嗎?如果他值得,廢死論述是否合理?從另一極端例子考慮,湯英伸值得死刑嗎?如果他不值得,支持死刑是否站得住腳?討論任何議題,老師鼓勵大家多多去考慮各種極端的例子來驗證不同論述。
   除了情緒因素外,過去歷史記憶也影響這個社會對死刑的態度。二戰後,德國因其歷史因素廢除死刑;相對的,以色列雖然多年來沒有再執行死刑,但並沒有完全廢除其制度,保留對軍事犯及種族屠殺犯的死刑。經歷過白色恐怖的台灣,處理死刑議題時,必須將歷史因素納入考量。

民主審議的基本格局
 老師說,民主審議的基本格局應是,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政黨(political party)、媒體( the press) 和 經濟體(economic society) 提供各式各樣的意見到公共論域 (public sphere) 中進行辯論,此過程中,專業社群(expert community) 提供專家學者的意見,辯論後篩選出好的選項,再由政府去擬定法律,執行政策。但台灣在公共政策上,藍綠界線過於分明,受到情緒過多的影響,許多人對於一項政策尚未足夠了解時,便先產生情緒,並受此情緒影響其判斷和論述,導致政策很難進入公眾論域被討論。大家無法理性溝通的後果,便是淪於凡事皆靠數人頭決定,而用強硬的多數決來訂定政策,又引發更大的情緒,政策更無法被理性討論,形成惡性循環。此外,台灣在公共論域上由於解嚴不久,去蕪存菁的能力極弱。再加上台灣的政黨政治力滲透入專家社群,使得專家社群無法擺脫政治意識形態的敵我區分來提出獨立思考的論述。這不僅需要制度上的保障,更需考慮公共領域與公民社會如何培養對多元意見的尊重。在美國社會的現象裡,一個類似的例子就是美國法學院多是自由派的教授,如何保障保守派教授的聲音、使其也能被聽見極為重要。老師期許台灣專家社群能提供專業客觀的意見到公共論域中。
小結
    回到死刑存廢議題,老師希望台灣能夠藉此打造一個理性溝通的公共論域,也勉勵大家面對任何議題,都能多層次地思考,不要輕易評斷對錯,不要因為對立方的意見與自己情感上支持的想法不同而輕易動怒、喪失了理性思考與多元溝通的機會。
Q&A
Q: 現在台灣社會支持與廢除死刑的比例是多少?廢死聯盟有較強的論述,為何支持廢死者仍是少數?廢死聯盟會不會分散司改聯盟的力量?
    A: 在一般民眾支持死刑比例約是80%,社會對於重大犯罪的極刑式懲罰仍是主流價值。但支持廢死者較多專業人士(不代表專業人士多半支持廢死,司法實務界支持死刑的仍多),傾向以無期徒刑代替。老師認為以如此少數的團體能把廢死議題帶動到現在這個程度,廢死聯盟已經做得很棒。此外,廢死聯盟和司改聯盟彼此分工明確,並不會分散力量,相反的,利用廢死這個議題,可以提升社會大眾對於司改議題的關注度。
Q: 只要一想到受害者與其家屬所受到的苦痛就覺得無法支持廢死,該如何去理解廢死方的論述?
    A: 回到剛剛所討論的,從什麼角度去思考問題很重要。我們必須記住一點,國家執行死刑,並不是代替受害者復仇,而是在一個政治共同體中當作仲裁者讓犯罪的人受到應有的懲罰。
Q: 台灣社會適合死刑嗎?
    A: 廢死方常從轉型正義出發,認為過去威權時代有不少冤死案,廢除死刑便能糾正過去政府犯下的錯誤。另一方面,過去威權時代的死刑,是基於嚇阻的目的,為了殺雞儆猴而執行死刑,刑罰與罪責沒有正當的連結。因此,如能重新定義死刑的目的,不一定要廢除死刑。目前台灣司法改革仍未完全,民眾對司法的公正度仍有疑慮。政策上,威權時代結束後應暫緩實施死刑,等社會對司法體制重拾信心,或許可從極小部分,罪行重大的殺人案開始執行死刑,如同以色列般有效限縮死刑的實施,但保留死刑這個選項。
總結
    最後主持人瑀嫻也分享個人經驗,以前聽到不同意見時,儘管心裡不同意,可是害怕說出口後引發衝突,因此選擇不說。她鼓勵大家不要害怕衝突,勇於表達不同意見,理性的爭論並不一定要以被情緒左右、激烈爭吵的方式呈現。許老師回應說,司法改革需要持續去推動,過去台灣社會害怕衝突,隨著社會風氣開放,社群中開始出現對立的聲音。但老師希望大家能更進一步,不只表達不同的意見,更可以與對立方對話。人性對衝突接受度很低,因此討論時,要顧慮到對方情緒,營造一個友善的討論環境,讓每個人可以自在地發表不同意見。老師覺得哲學星期五已經是個開放自由的對話空間,期許大家繼續經營下去。
與會合影

協辦: 駐波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 NEACP紐英崙中華專業人員協會
文字: Ching-Huan Chen, Meng-Chun Chiang
攝影: Chia-Chun Chung

Saturday, April 15, 2017

翻譯「冷戰」:軍事島嶼沖繩與金門的語系文學

講者  朱惠足

引言
  已結束二十餘年美蘇兩大強權對抗的冷戰,仍影響全世界的局勢。今年年初川普當選後,前聯合國大使John Bolton建議美國重新檢視其一中政策,強化與台灣合作關係,以應對中國於南海海域愈發強硬的態度。東亞局勢可能再度陷入兩大勢力對抗的局面,回顧過往冷戰結構的成形與持續至今的影響,使我們能更敏銳地掌握現今國際局勢的變化。今天很高興邀請到正在哈佛東亞系訪問的朱惠足教授,她將以兩座軍事離島,金門與沖繩為背景寫成的四篇小說作為題材,探討這兩座島嶼住民的冷戰歷史記憶,藉此討論冷戰時期台灣及日本受美國帝國主義影響下,中央政府與軍事離島間的矛盾與國族認同差異。
沖繩文學與台灣文學的相似性
  選擇這兩座島嶼的原因,朱惠足老師說,金門和沖繩,相對台灣和日本而言,位於邊陲地帶,處在國共與日美兩個勢力中間,皆是遭受外國勢力衝擊的第一線,現代國族認同建構過程中充滿不穩定性。此外,二戰結束後,後現代主義興起,引起大敘事 (Grand Narrative, 註一) 的崩解,隨之興起的,則是強調在地認同,差異性、獨特性的書寫方式。這些離島在地文學提供一個切入點,用以探討在地認同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種族、性別、階級衝突。朱教授引述任教於美國康乃爾大學酒井直樹 (Naoki Sakai) 教授的理論,翻譯的體制 (Regime of Translation, 註二),反思語言與國族認同的建構性。酒井直樹指出,一般認為翻譯是在兩個均質的語言統一體之間,進行透明的傳達,並在翻譯之後,回溯性地將原本就存在的不可化約性,認知為這兩個封閉實體之間的鴻溝、裂痕或界線,進而製造出「語言」、「民族」、「國家」等集團式主體想像。因此,本演講討論離島文學中的冷戰書寫,如何以沖繩和金門為本位而發聲,試圖挑戰日本國族主義及台灣國族主義 (反共反蘇聯主義),揭露日本與台灣國族認同的建構過程,以及此過程中長期被壓抑的內在衝突與矛盾。
註一:大敘事此概念是由法國哲學家李歐塔 (Jean-François Lyotard) 提出,指一個社會中,用來連結各獨立歷史事件,合理化總體社會歷史發展的理念,個人性的經驗將不具有獨立的意義。每個社會都有其大敘事,例如冷戰時的台灣,生活中一切事物必須服從「反共大陸」此大敘事,萬年國代,白色恐怖皆可視為這個大敘事的產物。
註二:酒井直樹教授理論原文片段摘錄,“Through the labor of the translator, the incommensurability as difference that calls for the service of the translator in the first place is negotiated and worked on. In other words, the work of translation is a practice by which the initial discontinuity between the addresser and the addressee is made continuous and recognizable. In this respect, translation is just like other social practices that render the points of discontinuity in social formation continuous. Only retrospectively and after translation, therefore, can we recognize the initial incommensurability as a gap, crevice, or border. But when represented as a gap, it is no longer incommensurate.” (Naoki Sakai, 1997)
沖繩背景
  沖繩在1945年沖繩島戰役後由美軍接管,冷戰時期作為美國跨太平洋的軍事供給基地。但二戰結束後,美軍在沖繩犯下的刑事案件層出不窮,反美軍基地並回歸日本成為沖繩的主流民意。1972年沖繩回歸日本政府統治,然而沖繩人民期望的撤除美軍基地,隨著美日安保條約簽定,日本中央政府與美國為圍堵蘇俄,仍保留沖繩的美軍基地。時至今日,沖繩僅佔日本領土的0.6%,卻擁有超過六成的駐日美軍基地。而美軍基地所帶來的生態及文化資產的破壞,以及美軍對沖繩人民犯下的刑事案件,使得近年來沖繩民族自決、反美軍基地運動始終未停。
又吉榮喜「被喬治射殺的山豬」
  曾獲得1996年第114回芥川龍之介賞的沖繩作家又吉榮喜所寫的 「ジョージが射殺した猪」(被喬治射殺的山豬)這篇小說,以一個美國白人士兵,喬治,為第一人稱,敘述他於沖繩美軍基地的經歷。小說描述喬治和他朋友約翰在酒吧時,因不滿陪酒小姐只圍在從越南戰場回來的美軍士兵桌邊,於是約翰毆打小姐並拖至廁所強暴,事後付錢就擺平此事,之後喬治和約翰誤入都是黑人美軍的酒吧遭到搶劫毆打。小說描寫喬治被困在沖繩受訓的苦悶,一方面由於遠在美國的女友期待他有所成就,一方面是不知何時才能被派去越南戰場打仗。站著衛兵哨的喬治越想越苦悶,他看著鐵絲網外拾荒的老人,心想:他看起來好像越共,反正亞洲人長得都跟猴子一樣,殺了他也沒關係吧,到時只要說我把他誤認為山豬就好。想著想著,他便開槍射殺那個老人。小說中,喬治從暴力的旁觀者、受害者,最後成為暴力的執行者,表達美軍普通士兵必須藉由酒精、性與暴力才能消解戰爭帶來的不安與焦慮,喬治是迷惘的,也是冷戰下的受害者,小說這樣描述酒吧衝突的場景,「全部的酒孃吧女將喬治他們圍住,不知在叫嚷什麼?有懇求聲、有叫囂聲,也雜有哀怨的聲音,喬治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此外,受強暴的舞女,遭射殺的老人,更反映那美軍擁有治外法權的時空下,白人是如何看待與欺壓沖繩人民。又吉榮喜在小說中,以日文翻譯描寫喬治所說的英文,沖繩人說的日文在喬治為第一人稱的視角下,反而被視作外國語,無法被喬治所理解。這樣的敘事手法,隱喻長久以來沖繩主體的意見被日本中央政府忽視。為圍堵蘇聯,沖繩成為美國的軍事殖民地,即使美軍治外法權侵害日本國家主權,但日本卻協助鞏固沖繩的美軍基地,讓沖繩住民承受絕大部分美軍基地帶來的人權侵害。
崎山多美「孤島夢一人獨白」
  崎山多美所寫的 「孤島夢ドゥチュイムニ」(孤島夢一人獨白),這篇小說以一名菲律賓裔的美軍士兵和沖繩女子所生的私生女瑪莉亞為主角,敘述越戰時期的沖繩。小說中出身沖繩底層的瑪莉亞與一名成長於高度經濟發展期,戰後民主和平的日本的攝影師相遇,作者藉由兩人鮮明的對比,來表達沖繩人與日本人的差異性。他們相遇於一個由廢棄美軍A片電影院改建成的劇院,瑪莉亞正演出一幕獨白戲,戲中她ㄧ人站在一個24小時營業的漫畫咖啡廳,周圍放著漫畫小說,其中包含小林善紀所著的書。小林善紀是位希望恢復二戰前日本精神的右翼份子,其主張為日本的殖民統治替殖民地帶來現代化,讓東亞從英美帝國主義得到解放,他並主張建立以日本為核心的亞洲新秩序。崎山多美藉此暗示日本軍國主義未完全消失。文中也不時穿插沖繩語與沖繩式日文,在這樣充滿美軍與沖繩語的異國背景下,說著日文的混血兒瑪莉亞,仍視自己為日本人,再次凸顯冷戰背景下,沖繩住民失去自身主體性屈服於日本國族認同。
小結
  以沖繩語書寫和敘說沖繩所受美軍文化衝擊的在地故事,兩位作者嘗試擺脫冷戰時的日本國族主義與美國帝國主義,建立沖繩的在地主體性。但儘管近年來有反對邊野古新美軍基地運動,日漸高漲的沖繩民族自決運動,由於沖繩經濟極度依賴
日本政府以補償駐沖繩美軍基地為名,每年撥出的沖繩振興預算,沖繩經濟越仰賴這項援助,就越難實現撤除美軍基地的要求。此外,2016年開始實施被現任總理安倍晉三強行通過的新安保法,未來自衛隊將可向他國軍隊提供後方支援,自衛隊在海外的活動因此擴大到全球規模。日本軍國主義可能重新復甦的狀況下,沖繩會不會再次成為美日利益交換下的犧牲品?沖繩如何擺脫依賴日本經援而實現民族自決與擺脫美國軍事基地?沖繩面對的處境值得台灣借鏡參考。
金門背景
  二戰後,1948年金門進入戒嚴,由於隨後爆發的古寧頭戰役,金門全境進入軍管時期。1953年改為實施軍政一體化的戰地政務體制,對金門人民影響甚鉅,金門縣長由金防部司令官指派,不允許組織地方民意機關,全島成年男女皆納入民防組訓,接受保密防諜的反共教育。金門做為牽制中共的防禦前線,在台灣本島解嚴後五年,才在1992年解除長達43年的戒嚴與實施36年的戰地政務實驗。2001年則作為以合法方式直接往來兩岸之始的門戶,開辦與廈門的小三通。
黃克全「四個故事」
  小說主要描述主角聽聞父親於戒嚴時期,與一友人,進夫,於吃完喜酒的回家路上被軍官懷疑是釋放照明彈的匪諜,押至太武山審訊的往事。隨著父親對這段回憶四次不同的敘述,暗喻父親遭受刑求的往事。朱老師說,雖然主角父親每次回憶都會增添一些片段,但主角不時強調,「我這樣子說,並沒有懷疑父親在哪一次故事中的講述當中隱瞞、撒謊或者記憶不清的意思。」顯示這些增添的片段隱含他種意思。例如他父親回憶起看到乩童作法要安祖厝的儀式,「銅針插在童乩的喙酺。」其實暗喻受國軍刑求的場景,諷刺的是,乩童將銅針插在身上,是為顯示他們有神明護體,不怕任何傷害;但本該保護人民的國軍,卻用銅針來傷害人民。主角父親不願想起的原因,除了想忘記創傷經驗外,更蘊含在戒嚴時期,不可批判國軍,一切須得以國族大義為優先的時空背景。小說末段,主角父親第四次敘述這段往事,大伙不時質疑他故事準確性時,「照明彈、探照燈、銅針、童乩,我在講啥貨?我記得一清二楚?我這不是在眠夢喔,啊———」主角父親終於受不了而發狂地喊出聲來,他不知道他是誰,他的記憶是否為真。這樣片段與狂亂的敘事手法,更顯示金門住民長期處在平時即戰時,軍人與平民身份模糊不清,中共與國民黨勢力交界的時空下,身份認同的錯亂,以及為反共愛國的犧牲。令人難過的是,像主角父親這樣的人,故事中除他兒子外,沒有人相信他的回憶,暗喻金門住民所遭受的傷痛被台灣本島忽略。
吳鈞堯「破」
  這篇小說敘述主角從台灣重遊他兒時的生活環境,而回憶起許多往事。小說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看似尋常地述說家族女性的過往,實則隱喻冷戰時期國共的關係。首先是曾被誤認已斷氣的主角二伯母,治喪時忽然打個噴嚏又活過來的往事,驚懼了全家人。朱老師說,這可解讀為韓戰前,本已岌岌可危的台灣,因為韓戰死而復生。接著是主角的祖母繞著全村大罵不知是誰家的牛偷吃家中的四季豆,但始終沒有人承認是他們養的牛。這段暗示國民黨政府塑造一個不存在的偷吃莊稼物的牛 (共匪),讓全村的人都要警惕 (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最後是主角回憶起一段妯娌吵架的過程,兩人都揚言喝農藥自殺,最後一個人死了但另一個人卻沒喝下去,來暗喻國共冷戰。第二部分是主角回憶起那些台灣役男偷窺他堂嫂以及意淫雜貨店女孩的往事與金門八三一特約茶室,「當一艘艘軍艦從遙遠的高雄港駛來,帶『槍』的人在顛簸的浪中就開始在想跟『槍』有關的麻煩事。」藉由金門女性成為台灣本島役男的性慾發洩對象,除了表示在戰時,父權壓迫女性的社會外,更暗指金門成為小三通,與中國商業來往的門戶,用以滿足台商想要進入中國市場的慾望。最後一部分則描述一個民間傳說,被台灣役男始亂終棄而死的女鬼,產下一名鬼嬰兒,女鬼四處飄浮乞求奶水給她出生至今沒喝過半滴奶水的孩子。「那是個不可以笑的嬰兒,最好也不要哭,最好一直安安靜靜枕在母親的懷裡,當一個不知道自己是鬼的鬼。」 小說中這樣描述,實則是訴說金門這座軍事離島,在兩岸關係已開放的現在,遭台灣政府拋棄。
小結
兩篇小說藉由描述金門做為軍事前線的日常生活與社會,揭露冷戰期間金門住民所受的歷史創傷。金門的定位從兩岸軍事衝突前線到兩岸經濟交流後門,這些轉變都只是為滿足台灣本島的需求。但台灣國族主義卻往往將這些軍事離島排除在外,在建立台灣國族認同的過程中,值得深思的是,離島住民的歷史經驗與國族認同和台灣本島間的差異性。
                                                                                   
Q&A
  朱老師演講完後,觀眾熱烈地發問。ㄧ觀眾提問,他父親是受日本教育長大,至今仍以日本人自居,有意無意間,始終認為日本出產製造的事物是最好的。請問該如何面對這樣的自我認同?
朱老師認為台灣去殖民化尚未開始,目前政治主流似乎只重視批判國民黨,但並未真正檢討日本殖民的那段歷史。諸如此前蔡英文政府提出的「新南向政策」,這個概念即是受二戰時日本侵略華南、台灣及東南亞的南進政策影響。表示台灣仍自詡為受過美日帝國殖民的先進國家,視東南亞國家為次等地區,要反省這種以準帝國自居的思想,才能真正脫離冷戰結構的影響。
  也有觀眾問到,近年台灣本島年輕一代嘗試跳脫國共內戰的中國正統之爭,開始以台灣本位思考,她很好奇金門的年輕一代是否也有相同趨勢?
朱老師說就她所知,吳鈞堯之後並沒有新一輩的金門作家出現。但老師再次強調,雖然台灣本島年輕一輩沒有經歷過反共、冷戰的時期,不代表冷戰勢力已完全消失,她有感於台灣教育對於全球歷史整體脈絡的不足,期許我們能以天然獨的精神,好好了解冷戰時期台灣與世界關係的歷史。     
  有觀眾問到,在台灣擁有如此多元族群下,該如何建立以台灣主體的認同?
朱老師說,重點是尊重多元文化,拋除福佬人本位主義,不要歧視原住民新住民,也去了解無論本省人外省人,都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更進一步,藉由閱讀文學,我們知道在戒嚴時期,海峽另一端的中國人也受到同樣的歷史創傷,國家暴力是有同時代性的。真正去了解每個不同族群,才能建立一個包容多元文化的台灣認同。
結語
  最後,朱老師說,由於歷史因素,台灣一直沒有明確的國族認同,但也因此,在世界其他地區在建立國族認同時,許多內在衝突受國族主義大敘事壓制而不被看見;相對而言,台灣這些衝突並沒有受到壓抑,讓我們有機會去面對、處理台灣在地化的過程中,種族、性別、階級的內在衝突與矛盾。朱老師希望大家持續保持對權力的批判精神,在建立台灣主體認同的過程中,走出自己的一條路。

與會合影


協辦: 駐波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 NEACP紐英崙中華專業人員協會
文字: Ching-Huan Chen
攝影: Chia-Chun Chung

Saturday, February 11, 2017

遇見阿洛 ─ 我的母語,我的音樂,我是誰

主講人 Ado Kaliting Pacidal  及特別來賓 DJ Hatfield

      週六午後,提早半小時來到活動現場,隨工作人員指示將椅子圍成一大圈,一邊聽 Ado 跟樂團排練。「Oh~ Oh~ Hay-Yan~ Oh~ Oh~ Hay-Yan~」看 Ado 身體自由擺動輕鬆地哼著歌,可以預期 Ado 將在接下來這三小時,讓觀眾感受到同樣的心情。

   主持人孟純簡單開場後,按照哲學星期五的慣例,每一位觀眾會輪流自我介紹。今天卻特別不同,Ado 說:「我要教大家阿美族的方法,用唱歌來自我介紹。」她示範唱著:「Gee~~~ Ado Gee~ Ado Gee~ Ado Gee~ Ado」,她唱完後,其他人必須重複兩次「Gee~ Ado」,表示將祝福送給這位自我介紹的人。Ado 說:「每一個人都要試試這樣的方式。」現場起了一陣騷動,不少人臉色微微不自在,甚或有些人躲到後排座位去。「阿美族的神話說,人類生下來就該唱歌的,不愛唱歌的人,你們是不是常常胸口悶悶的,可能會有呼吸道的疾病喔。」現場一陣大笑。於是 Ado 拿著麥克風走過每一位觀眾,帶領大家自我介紹,不時抽問觀眾說:剛剛自我介紹的那個人叫什麼名字?儘管聽得出來很多人不常於大庭廣眾前唱歌,有些發顫走音,但走過一圈後,現場氣氛也漸漸地輕鬆自在起來。

    Ado 演唱一首歌後,一位領養阿美族男孩的美國母親問道,如何讓她的孩子在海外能接觸阿美族文化以及語言?那位母親說小男孩過於害羞不敢現身,希望 Ado 在活動結束後可以跟他私下碰面。「沒關係,這是正常的,阿美族的男生本來就比女生害羞。」Ado 笑答,Ado 表示現在網路上有許多影片,她在原住民電視台也有主持節目,皆是很方便的資源。「其實我自己也是長大後,再度學會說阿美族語,這會是個很長的故事,大家想不想聽?」全場觀眾異口同聲地說當然想聽!「我上小學以前一直以為全世界只有一種語言,那就是阿美族語,上了小學後,才知道原來世界上還有另一種語言,漢語(北京話)。」上課第一天,老師要全班同學輪流上台介紹自己,卻不是以 Ado 熟悉的方式和語言,濃濃的原住民腔漢語,更成為全班的笑柄,班上男同學在下課後繼續模仿 Ado 的腔調嘲弄她。

    那時還不懂得霸凌和歧視這兩個詞的 Ado,經歷這樣的事件後,下定決心要學好漢語,死記硬背老師發的演講比賽的講稿,獲得代表學校出賽的資格。卻仍有同學質疑:「老師,Ado 根本不是中國人,是山地人,憑什麼參加比賽。」Ado 示範當時如何比賽,當她以字正腔圓地語調說出:「校長~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今天我演講的題目是—如何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全場都被逗樂了。但 Ado 說:「從那時開始,我覺得講母語是一件很可恥的事。」 Ado 把精力完全投入學習漢語,成功地考取中文系。可是她再不說阿美族語了,即使回去探望外公外婆,仍以漢語回答他們。Ado 那時心裡想:「如果說著跟漢人一樣流利的漢語,能夠站在台上以漢語演講,那些歧視能否就此消失?」

   抱持這樣的想法直到大學一年級,Ado 因外公過世而回去奔喪。喪禮結束後,Ado 想用阿美族語來安慰不懂漢語的外婆。她想對外婆說:外婆,我馬上要回台北念書,你不要太難過,好好保重身體。Ado 想:「這簡單的幾句話,縱使很久沒講,應該沒問題。」但要開口的瞬間,她想不起這些話要如何用阿美族語表達,最後,結結巴巴地留下一句:我要回台北了。Ado 在客運上一路哭著回到台北,她說:那時外婆一定難受至極,從小無話不談的孫女,居然再也不願用阿美族語溝通。

    Ado 開始重新思考自己到底是誰,偶然讀到法國黑人哲學家法農(Frantz Fanon)所著的 <黑皮膚,白面具 Black Skin, White Masks>,書中一句話引起 Ado 共鳴,「當我講著流利的法語,我突然覺得自己的膚色變白了。」從荷蘭西班牙一直到清朝日本國民黨政府的殖民,原住民被稱作次等的生番,高山族,山地同胞。恐懼殖民者而強迫自己去學習熟稔他們的語言,或許是以說阿美族語為恥的深層原因,Ado 如此說著,身為原住民是件值得驕傲的事,她重新拾起阿美族語,不再以為恥。彼時原住民運動正興,Ado 加入街頭抗爭的行列,1994 年原住民正名運動成功,原住民從此不再被稱呼為山地同胞,身分證上也可使用族名。Ado 從林佩蓉恢復為阿洛.卡力亭.巴奇辣(Ado.Kaliting.Pacidal)。這時觀眾問:「你的名字代表什麼意義?」Ado 說:Kaliting 是她母親的名字,而 Pacidal 意謂太陽,表示他們是奉太陽為守護神的氏族。「Ado 這名字的由來是個很長的故事,想聽嗎?」Ado 笑著問,大家仍是相同熱烈的回應:想!

   很久以前,阿美族祖先和天神起衝突,天神一怒下起暴雨,村莊氾濫,村中長老拜託一位名叫 Ado 的年輕女孩,請求她去安撫天神。於是 Ado 站上村中最高的山丘,對天神開始唱歌,唱啊唱啊,不停歇,天神最終被她的毅力感動,停止這場暴雨。Ado 說:「我的長輩替我取了這個名字,並不是希望我很會唱歌,而是期許我能做一個堅持不放棄,善良願意幫助別人的人。」

   有感於族裡的年輕人不再講阿美族語,聚會中皆放著日韓的流行歌曲,Ado 開始以阿美族語填詞,譜上流行音樂的曲風。音樂是一個能帶動流行的媒介,Ado 笑著說,我想扭轉年輕一代的想法,說阿美族語可以是一件很 Fashionable 的事。她拿出一張不久前發行的電音單曲,封面是她一頭藍紫色短髮,眼睛周圍與臉頰上點綴黑色圖騰的刺青,「這樣是不是有 Lady Gaga 或是 Rihanna的風格?」全場大笑。有時在唱片行還會看到這張專輯被歸於西洋流行音樂區,曾走在街頭抗爭的最前線的 Ado,嘶聲竭力地喊著:恢復我們的母語。但她發現,這張電音單曲帶來的影響力,比街頭抗爭大多了,她說:「我現在不斷告訴自己要有自信,要對自己的文化有信心,大家覺得原住民音樂不時尚沒關係,我來做引領潮流的那個人。」

    有觀眾建議是否考慮嘗試一曲兩詞,阿美族語和漢語,或許可以擴大歌曲的流行程度。Ado 答道,她並不介意填漢語歌詞,英文也無妨,都不會改變歌曲蘊藏的精神。但她說:漢語與阿美族語的音節組成方式很不相同,阿美族語其實與英文比較接近,「阿美族語講快一點其實也很像法語喔,再次證明阿美族語是 internatioanl language。」Ado 逗著大家。填兩種詞會需要譜兩首曲子,等於創作兩首不同的歌,那便失去一曲兩詞的本意,而更深一層的考量是,阿美族語或終將消失,如能趁現在多創作幾首歌曲,當作阿美族留給這個世界珍貴的禮物吧,Ado 淡淡地說著。

與 World Music Ensemble 合奏

  中場休息後,Ado 又表演了幾首歌曲,讓人印象最深的,歌名叫 BaSiWaLi (意譯:望向東方),講述二戰時被日本強迫派到前線的阿美族年輕人,知道當第一束光線從東方出現之際,必須向他父母與故鄉告別,他知道無法抵抗命運的安排,請他爸媽不必為他擔心,照顧好自己的身體。Ado 嘹亮的歌聲在鋼琴,吉他,大提琴,tabla drum,合唱團的伴奏中,傾訴無可奈何的心境。「現在開始我要教大家唱歌跳舞啦。」Ado 活潑地說道,首先是一首 Ado 只花十分鐘寫成的歌曲,背景是小時候 Ado 受傷時,她爸爸總會指著 Ado 的傷口說:Oh Oh PuShh,一邊以手在她傷口上方虛捏像是捉起一把沙子,然後向一旁灑出,她爸爸會問:你現在還痛嗎?我已經把你的疼痛轉移走啦。當 Ado 感到沮喪難受時,想起她父親這樣的方法,於是有了這首歌,

「Oh~ Oh~ Hay-Yan~ Oh~ Oh~ Hay-Yan~
  Oh~ Oh~ Hay-Yan~ Oh~ Oh~ Hay-Yan~
  Hay-Yan~ Hay-Yan~ I-Yan~ I-Yan~ Hay-Yan~
  Hay-Yan~~ Wuuuuuuu~~~~
  I-Yan~ I-Yan~ Hay-Yan~」

    學會這首歌後,大家圍成一圈,兩手分別和相隔一人的人牽手,如此一來,相鄰的兩個人便會肩併肩,「這樣牽手的方式,可以讓我們更貼近兩旁的人,感受身邊夥伴的律動步伐歌聲呼吸,給予彼此力量。」Ado 解釋接下來的歌曲的意涵,阿美族歌曲中很多對唱的歌曲,她會擔任領唱,是負責祈福的人,而大家則擔任回唱,將力量借給領唱,幫助她祈福。接著便是三首對唱歌曲,一群來自台灣美國印度不同國家的人,一邊踩著步伐,一邊應和 Ado 的嗓音,「有人的嘴巴還張不夠開喔!」Ado 不時開玩笑地提醒,阿美族憲法有規定,唱歌時身體必須跟著擺動,請不要違法。「不要管旁邊的人怎麼跳怎麼唱,自由發揮走出自己的路!」Ado 喊著,現場有如慶典的氛圍,結束後每個人都汗流浹背,但一開場那拘束憋扭的氛圍已悄無聲息地消失,多久沒有放鬆地擺動身軀,大聲唱歌,不在意安全距離地與陌生人如此貼近。

  最後 Ado 感謝道:今天很高興能以最擅長的方式,舞蹈和音樂,與大家對談,謝謝大家熱情地用歌聲舞步回應她。「阿美族祖靈一定沒想到,有一天他們的音樂舞蹈會律動在波士頓。」

    回程在地鐵上,口中不由哼起,「Oh~ Oh~ Hay-Yan」,Ado 說:希望這首歌能撫平傷痛,安慰每個在城市打拼的靈魂。我想著,母語對人類而言到底是什麼呢?是在嗷嗷待哺時期,母親用來安撫嬰孩哼頌的語言吧。而之所以會莫名地感到痛苦悲傷,是不是因為忘記了母語,忘記了用來撫平傷痛的語言,所以感到不安,感到傷口無法癒合的焦躁。但當哼起母語的歌曲,我們重新記起了自己是誰,從何而來,於是我們又回到了家。「I-Yan~ I-Yan~ Hay-Yan~」


與會合影


聯合主辦: Dudley World Music Ensemble at Harvard, 哈佛台灣同學會, 波士頓哲學星期五 文字: Ching-Huan Chen
攝影: Chia-Chun Chung


Tuesday, December 6, 2016

在自己的位置,遍地開花


2013年底,多元成家立法草案在立法院一讀通過,同性婚姻的議題首次同時在民間與媒體獲得關注以及引發了激烈的辯論。今天,2016年底,民進黨完全執政後,婚姻平權法案二度進入議會一讀已過,在二讀之前遭受阻礙,因為支持陣營的的要求以開兩場公聽會的方式使雙方能夠進行溝通,但其爭論的激烈程度絲毫沒有減少。波士頓哲學星期五在2015年五月有幸請到了多元成家法案起草人之一陸詩薇律師,在當時的脈絡下和我們分享她長年推動婚姻平權的經驗以及看法。
講者陸詩薇律師
陸律師小時候返台,受到當時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雜誌的影響,想要為華西街雛妓以及台籍慰安婦爭取權利,就立志將來要成為一名人權律師。不論是雛妓與慰安婦的救援工作、到後來的婦權、婚姻平權或更廣泛的人權問題的解決,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同理心。只有同理心,才能在巨大的社會歧見中找到出路。

我們現在享有的種種權利,從來不是憑空落下,而是無數前人犧牲與奮鬥的結果。因為柯媽媽事件,我們才會有了強制汽車責任;因為葉永鋕事件,教育部才推動性別教育平等法,明確揭示各級學校打造性別平等的環境 (https://goo.gl/cahuj8);因為彭婉如事件,我們也才有了性侵害防治法;因為鄧如雯事件,才催生了家庭暴力防治法;不用說更早之前為了言論自由而遭打壓的雷震與甚至犧牲生命的鄭南榕等人。今天,我們看似自然不過的權利,過去它們都曾是遙不可及的奢侈夢想。現在的婚姻平權,並沒有太大的不同。

婚姻平權事實上也不是一個全新的議題。早在1958年12月19日就有聯合報投書詢問:「一位女性該如何與相愛的另一位女性伴侶結婚?」台灣第一位公開出櫃的同志祁家威,從1986年到今天都還活躍地在爭取台灣同性婚權,三十年來被國家與民間人士以違背社會善良風俗否決他的訴求。2007年有女同志欲以合法管道領養小孩,但是法院卻以小孩必須承受社會的歧視與壓迫為理由駁回了。即便到了2015年,高雄開放了戶政事務的「陽光註記」,可以在所內記事欄位註記同志伴侶身份,卻也停於宣示而沒有法律實質效力。
在討論平權時,常伴隨制定專法的爭論。透過修改民法的結婚要件,精神上是消去過去對於性別的限制與分類,讓不管是哪種性別的人,都能進入婚姻體制享有憲法上的相同權利。制定專法, 一般而言是為了賦予特定團體更多的保障,然而同志婚姻的專法卻是相反的要縮限他們平等的權利。即使是給予同志伴侶比異性戀夫妻更好的權利而制定專法也是一樣的。婚姻平權並不是為了跟上時代潮流與世界接軌,也不是要給哪一個特定團體享有特殊待遇,而是要讓任何人在婚姻這選項上都有首肯與拒絕的平等權利。

最後筆者想分享2015年底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通過同性婚姻合法時,大法官Anthony Kennedy的判詞一文:
“No union is more profound than marriage, for it embodies the highest ideals of love, fidelity, devotion, sacrifice, and family. In forming a marital union, two people become something greater than once they were. As some of the petitioners in these cases demonstrate, marriage embodies a love that may endure even past death. It would misunderstand these men and women to say they disrespect the idea of marriage. Their plea is that they do respect it, respect it so deeply that they seek to find its fulfillment for themselves. Their hope is not to be condemned to live in loneliness, excluded from one of civilization’s oldest institutions. They ask for equal dignity in the eyes of the law. The Constitution grants them that right.”
(沒有什麼比婚姻的結合更加深遠的了。婚姻承載了愛、忠誠、奉獻、犧牲和家庭的最高理想。在婚姻締結的過程中,讓原先分離的兩人成為了更好的自己。正如本案幾位請願者所證明的,婚姻甚至體現了超越生死的愛。若說他們藐視婚姻的真諦無非是種誤解。他們所請求的,正是表達了其對婚姻的敬重之深,深至努力追求而親身實踐。這種冀盼不應被宣判孤獨終老,而被文明最古老的體制排除在外。他們請求在法律之前有平等的尊嚴,而憲法賦予了他們這項權利。)

與會合影 2015年
文字:Chia-Chien Wu, Yi-ying Chou, Yi-Chen Lo
攝影:Chia-Chun Jennie Chung
活動海報:Julie 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