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November 15, 2014

想像中國: 從香港, 日本, 台灣, 南海



講者 Anna Beth Keim 與 Sulmaan Khan


陽光燦爛又有一點冷的星期六下午,第二次的哲五@Boston又再度聚集了許多老朋友還有新朋友。現場大約來了近三十個人吧!很多人都說是第一次來。這次我們很高興可以邀請到長期觀察中國的Anna Beth Keim 與 Sulmann Khan與我們一起想像中國。

Anna Beth 首先上場,她說她很緊張,緊張的怕自己會當場throw up…可是一拿起麥克風侃侃而談,誠懇又不失幽默的率真語氣,真一點都看不出緊張在哪裡。

今天的主題是想像中國。Anna Beth用很personal 的個人經驗來談她對中國、香港,還有臺灣的觀察。大概是她自己是freelance writer的關係, 一刀切入就往她特別註意到的媒體自由 (freedom of press) 還有言論自由 (freedom of speech) 問題開始談起。她提到在中國還有在臺灣讓她印象深刻的一點非常大的不同,就是兩個國家的媒體氣氛大相庭境。在中國,看媒體有一種“霧裡看花” 詭異又不真實的平衡感。  “[In] China…you…read or watch the news and come away with a vaguely warm, happy, reassured feeling …There’s an odd chemical aftertaste, like you have eaten something that has been processed. “ 中國的新聞媒體讓讀者感到是接受已經被處理過的食物 “pre-processed” for consumption. 然而,Anna提到了臺灣媒體給她的感覺是種百花齊放的多彩多姿。 她甚至覺得正因為這樣,似乎在臺灣,才真正有機會看到把”中文” 的用法用到最多元化: “the incredible variet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ress…left a [big] impression on me.”  

臺灣讓Anna印像深刻的除了讓人眼花繚亂活力四射的報章媒體之外,還有她最喜歡hang out的誠品書店。每每來臺灣,她總會到誠品瘋狂採購,滿載而歸。而近幾年來陸客大量來臺觀光,Anna 也提到陸客們似乎也跟她一樣,把誠品的”朝聖之旅”排在行程內。而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誠品似乎特別把跟民主政治和其她的在大陸找不到的(或找不到未被審查的原版)書集中在一起,而這些中國觀光客們註足在這些中國或許很多都是禁書的書本前面的畫面,也令她印象深刻。

講到這裡,Anna 提到了一個跟誠品有關的小故事,也連結到下一個故事的現場,香港,還有所謂”去民主化” (de-democratization) 的現象。   

事情是這樣的:在桃園機場出境時,因為行李很重,差點超重了,Anna 也因此跟航空公司服務臺一位女士攀談了起來, Anna說這些書都是誠品買的. 那位女士聽了就問她說: 喔,那你有聽到香港的誠品發生的新聞嗎? 

她所提到的新聞是這樣的:今年夏天,香港蘋果日報報導香港誠品的員工投書一篇給誠品CEO 吳清友(Robert Wu)的公開信,抗議香港誠品因壓力把一些敏感性高”sensitive” 例如跟西藏相關書籍撤下架。 幾位香港誠品的員工也辭職抗議此事。 他們說 “If you do not take care to preserve…freedom of speech in Hong Kong, today’s Hong Kong will be Taiwan’s tomorrow” (今日香港將會是明日臺灣)。 尤其在佔中情勢高漲的近日,我們常常聽到的這個phrase。Anna 卻提醒: 她認為願意大膽講出項這樣警醒言論的媒體其實是日漸減少中的…當香港正面臨de-democratization的危機,依她的觀察,臺灣在某些層面上也已開始看到淪陷的徵兆。

回到香港,除了誠品書店之外,香港蘋果也在近年來發生了許多莫名其妙的遭遇。 送報人被持刀威脅,送報卡車被攻擊,以及網路駭客入侵蘋果網站的事件也層出不窮。 而蘋果CEO 黎智英 Jimmy Lai (公開表達支持香港佔中運動)的家裡也在蘋果報導誠品書店敏感書籍撤架的幾個月後被警方搜索,理由為涉嫌貪汙罪行… 

另外,也是在今年夏天”香港的Huffington Post”,主場新聞 ( House News),標榜 ”為香港做點事,推動社會前進創造新局面的媒體生意”的網路新聞媒體, 也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關門大吉。留下的是一頭霧水的員工們,一天瀏覽率超過30,000人的讀者群,以及老闆蔡東豪(Tony Tsoi) 的公開道別信。信中表示 “Hong Kong has changed…I am frightened.”  他每次過境進大陸“都會提心吊膽,”也擔心他家人因為他也“感受到這股壓力。”(蔡東豪公開信全文)。 

Anna一再地強調”媒體自由” (press freedom) 對一個國家社會民主化的重要性,跟<百年追求>作者之一吳乃德博士的論點不謀而合。<百年追求三部曲>中第二部,描述戰後國民黨統治下的臺灣。在民主先驅們追求民主得道路上,吳乃德認為,兩蔣專制獨裁的政權,正好有那麼剛剛好一點點的開放 ”just enough, a tiny margin of space in which to talk about reform”, 讓臺灣的民主化過程能慢慢的成熟茁壯,最後在20世紀末得以走向自由民主的國家制度。因為這一點點的開放,讓臺灣民主發展的軌跡可以保存並切傳承下去,民主抗爭運動前仆後繼,很關鍵的一點是這個過程中是否可以保有前人留下的寶貴經驗,歷史記憶,或吳乃德描述的“ 道德資產” (moral capital of earlier reformers’ example that people could draw on). 她認為,臺灣可以有今天看到的民主演進,保有前人的道德資產是成功的關鍵。包跨第一波日治時代臺灣人追求現代化,第二波蔣介石時代自由主義派的知識份子包括胡適,雷震…etc 辦<自由中國>雜誌強調臺灣社會民主化的重要性。直到第三波從臺灣人從黨外抗爭到民進黨的成立到和平政黨輪替,每一波運動,這剛剛好的媒體自由,讓一代接一代的民主鬥士每一次運動都比前一次訴求更明確也更精準。 

而今天的中國,缺乏的,就是這寶貴經驗傳承以及歷史記憶的累積。 The would-be reformers do not have this so-called “moral capital” to draw upon。1989民主運動的領導人之一方勵之博士,在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就說了: 天安門事件在中國是會被遺忘的。當時很多西方讀者對此評論感到不可置信,認為這麼驚天動地的大事件,怎麼可能被遺忘? 可是,今天的我們看來,方勵誌當年的預言可說是相當準確。正因為她親身的經歷,她深深瞭解這種“遺忘術.” 從1930年代中國共產黨還在延安的時代,多次清算黨內異己,到1956年百花運動,到1978-9年西單民主墻運動,到1989年天安門事件…一次次的爭自由爭民主的人們,因為對於前車之鑒完全的陌生,而變得每一次好像都是重新開始,也一次次的被統治者輕鬆化解。   Anna認為,沒有辦法累積民主抗爭的道德資產(引用吳乃德的說法),是這些運動一次又一次慘烈失敗的重要原因。 

這時,Anna又把話鋒轉回之前她強調的de-democratization。 她提醒,在大家似乎都把焦點放在democratization 上時,也要了解和關心 de-democratization這個過程的存在。教育是獨裁統治者愚民政策(foolish people policy)的最高手段,因為,當民眾自己心裏抵制與統治者的想法不一樣的想法, 即使是擁有開放媒體自由,it won’t make any difference.  

Anna 說從某種一樣上來講,”去民主化” 這個過程也發生在中國:小小的比較自由的言論空間(比如網絡媒體和某些大學課堂)正在變的更小或者已消失了。例如大學課堂中的課程,有些教授以前與學生談話會批評政府,但這些教授現在也面對打壓

獨裁政府一步都不會鬆手的,打壓反對的聲浪也絕不手軟。而我們如果想要捍衛自己獨立思考的權利還有自由。不甘被獨裁者統治的話,也沒有時間哀嘆悲傷。Anna鼓勵我們,keep the conversation going, keep talking about it. 像哲五這樣的聚會,就是反制獨裁者的好方法。 Anna 也提醒我們,在進行討論的時候,以要記得keep an open mind,她也引用了我們的好朋友,韻如很有智慧的一句話“no one wants to be called brainwashed”. 所以我們也不要預設對方一定就怎麼想怎麼想。 Although it can be uncomfortable,不管立場為何,千萬要好好的聆聽不同的聲音還有各方的看法。就像之前林飛帆來Harvard 時 Sunflower town hall 時說的“everyone wants to live in a normal country”. 沒有一個正常的人,會真心的不想要言論自由。 所以,理性多元的討論聚會,也許正是對付21世紀獨裁政權de-democratization 的最好方法, 而也可以繼續保有你我, 還有世世代代的臺灣人珍貴的道德資產吧。 我想。

接著,Dr. Sulmann Khan 帶領我們去探討到底是什麼影響著中國對周邊鄰國的經營策略呢? Dr. Khan提供了兩個思考方向:充滿威脅的國家邊境與激進的中國民族主義。

Dr. Khan說,中國對於周邊列島一直保有相當敏銳的觀察與掌控,如果我們從北京望向中國的東方,便是整個東亞島弧 (從南韓,日本,台灣,菲律賓,印尼等東南亞國家)。我們不難想像中國長期有種被團團包圍 (hemmed in)的感覺。首先,東北有日本,一個在歷史上對中國充滿敵意,現今又有美日保安條約的國家; 往南是台灣,雖然美國沒有承諾軍事保護台灣,但是每逢美國總統大選時,各個候選人都會明確表態, 美國會維護台灣安全於中國武力侵犯。由於台灣海峽很淺,沒有對台灣的掌控,中國的淺水艇幾乎開不出去。所以,只要台灣與美國持續友好,對中國來說都是一大隱憂。接著往南,是與美國有軍事協議的菲律賓。 而南方的越南和緬甸,雖然深受中國影響,也有高漲的反中國的聲浪。此外,越南與美國近期的密切關係,也讓中國擔憂。 因此,單就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如果你是習近平底下的國家安全委員,你將發現整個東亞島弧都充滿威脅。

另一方面,中國內部強烈的國家主義也影響著中國對外的關係。如果我們想像,在今日的中國舉行自由民主選舉,你覺得會選出什麼樣的政府呢?它會放台灣自由嗎?它對美國,對日本的政策又會是什麼呢?其實不難想像,這個當今中國人民選出的政府,會有更多民族主義衍伸的政策,也許比目前習近平政府的政策更加危險。

很多人認為中共政府漠視人民的意見,但是Dr. Khan認為,中共政府在很多情況下也不得不回應人民的意見。因為他們知道,由民族主義所引發的激情或傷慟很容易發展到無法控制的地步。例如,2012年中國各地的反日示威,雖然給中國政府在對日外交政策上有力的支持,但卻很快的發展到政府並不樂見的程度,必須加以控管平息。因此,從中國民族主義日益滋長的角度來看,中國與周邊每個國家的關係,都正在劇烈的擺盪著。

中國與日本關係的演變即是很好的例子。大部份的人認為中日關係緊繃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留下的歷史傷口。但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與鄧小平時期,中國與日本的關係其實非常友好。毛與鄧都曾表示二次世界大戰已經是過去式,並且在面對釣魚台列島的爭議時,都數次表示 『我們現在不要談這個問題,之後再說。』然而,為何現今中國態度有所不同呢?講者認為是由下而上的群體忿怒(resentment)所造成的。自 1970 年代開始,一些香港與台灣的國家主義者,開始進行保釣運動(因為鄧小平並不處理這件事),而這個運動很快的觸動了中國人的民族情結與憤怒。雖然當時抗爭很快就被按壓平息,但人民的忿怒並沒有消失。如今,中國與日本緊張的關係,應是教育強調對日本的民族仇恨下的產物。鮮少中國人記得,當初日本共產黨如何幫助中國共產黨“解放”中國與當年日本資金如何帶動中國的經濟奇蹟。

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也相當微妙。1949年之前,台灣沒有任何預防中共統治的抗爭,而美國也是到了韓戰爆發後才承諾維護台灣安全於中共的武力侵犯。台灣與中國的統獨之爭,也是到了蔣介石去世後,雙方正式與非正式的交流下所產生的。與其引發戰爭,目前中國對周邊國家多採取積極的經濟侵略。對台灣,對緬甸均是如此。經濟侵略包跨收購中大型企業和幫助特定政治人物參選,然而,今年在台灣發生的太陽花運動,再次讓中國政府感到hemmed in,尤其是中日關係持續緊張之時。台灣如何在中國,日本之間取得平衡,也是另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中國與東南亞關係非常複雜,因為每個鄰近國家,菲律賓,越南,緬甸都各自與中國有衝突。因此中國面對這些國家也都小心翼翼。例如越南,在歷史上曾與中國有多次交戰並擊敗中國。2014年,越南也因為不滿中國在爭議海域上設鑽油平台和經濟上不平等的待遇,發生激進的反中暴動。這說明中國想要鞏固其對周邊海域的控制力時,必須面臨的反抗勢力,更凸顯中國仍備受四周鄰國團團包圍(hemmed in)的威脅。

中國,現在處於一個非常動盪危險的狀態。國家內部,因為教育而高漲的國家主義,使人民在道德價值上普遍自我衝突,自我矛盾。對外的政治關係也持續緊張,尤其當美國表示要把發展重心轉向(pivot to)亞洲時,我們很難預測下一個衝突會在哪裡發生。

從台灣的角度來看,這都不是好事。但,Dr. Khan鼓勵大家,他認為長遠的樂觀(long-term optimism) 態度應是最適合現今台灣的。他表示如“哲學星期五”這樣的討論,讓他想起一些東歐小國。例如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家, 在多年嚴苛的統治下,仍然維繫“獨立自主”信念的過程。他們利用類似“哲學星期五”的聚會,在感覺安全的地方,討論對於他們而言重要的事。他們抄寫被禁止的文件,手動分發這些訊息,緊緊抓著那僅存的自由言論縫隙,累績獨立自由的道德資產。Dr. Khan認為,不論之後台灣經歷如何嚴重的中國經濟侵略,甚至武力侵犯,像這樣的公民思辨討論,不管對過去或是未來,都是保持台灣獨立自主的方式。

兩位講者深入淺出地點出了中國當前所面臨的問題,也提供了我們進一步的思考方向,想想我們長期所追求的價值,如何在繁複的國家關係中,獲得保存與發展。兩位講者也不約而同地提到公民思辨討論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或許我們可以說,這次的哲學星期五@波士頓,每一位參與者都在我們長期儲蓄的“道德資產”裡存進了幾筆。

文字稿 by  Yi-ying Chou, Ho-Chou Tu
攝影: Wenshiang Chung, Ruei-Jr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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